天津北方網訊：生活在同一城市，卻不愿再相見，這或許算得上最遙遠的距離。因一篇文章而走進公眾視野的天津女孩馬斐然和她的父母，現(xiàn)在就站在這距離的兩端。家是溫暖的港灣，她卻將家視為“牢籠”;父母是最堅強的依靠，她的希望卻是不要再見……

　　近日，一篇名為《我考上了名校，但最終死在了原生家庭手里》的帖子在網上引發(fā)熱議。主人公是一位化名“康莫”的34歲女性。文中稱，康莫“本科畢業(yè)于武漢大學，碩士畢業(yè)于香港中文大學，本應有著大好的前途，但她的母親卻將她強制送進了精神科進行所謂的治療，并在其母親的威脅下辦理了殘疾人證(精神殘疾)。在畢業(yè)后的七年里，康莫遭受了電休克治療、強制服藥、扎針、捆綁、軟禁、恐嚇、嘲諷辱罵等一系列折磨。如今的她仍被軟禁在家中，除了上午10點到下午2點之間可以自由到樓下溜達，其他的任何出行都要得到父母的批準……”

　　此前，有關媒體報道，文中的“康莫”是天津人，真名叫馬斐然。經過多方搜尋，記者終于聯(lián)系到了她本人。7月3日，在河東區(qū)八緯路附近的一家快捷酒店，記者見到了馬斐然。

　　對話馬斐然

　　盡量避免一個人外出

　　馬斐然所住房間的桌子上，放著一個女士挎包，旁邊6瓶礦泉水和4個盛滿白開水的杯子十分醒目。“杯子是酒店的，走廊里就有飲水機，一次接滿白開水為圖個省事兒。”因為不想頻繁下樓購物，入住酒店時她一次性備足礦泉水，吃飯都用外賣解決。她說，盡量避免一個人走出房間。

　　馬斐然從挎包里拿出了一個白色塑料袋，里面有她的二級精神殘疾證、身份證、一張打印的住院費用清單，以及四個藥瓶和兩個藥板。藥瓶上寫著“碳酸鋰緩釋片”，藥板上寫著“奧氮平”。馬斐然說，此前自己每天都要服用這兩種藥物。自從她離開家以后，幾乎就沒再服用過，用她自己的話說，帶出來是為了保留“證據”，是從家里偷出來的。

　　采訪過程中，馬斐然的手機不斷地收到信息，她告訴記者，有志愿者等在樓下，來看看她的錢夠不夠花。在離家的這段時間里，馬斐然一直靠著網友及武漢大學校友會的資助在生活，“這些錢應該夠我堅持到重新鑒定的時候。”

　　離開家后仍疲憊不堪

　　“這幾天你父母聯(lián)系你了嗎?”這個問題，打開了馬斐然的話匣子。她告訴記者，最近這幾天她父母聯(lián)系過自己，本來以為離開家就沒這么累，沒想到父母的電話讓她依舊疲憊不堪，手機密碼不行了、下載不會了、賬號申請、朋友圈不會發(fā)、狗不知道怎么弄了等等一些瑣碎問題，還得由她指導父母完成。

　　說起自己的父母，馬斐然顯然還有一肚子怨氣，對父母的不滿竟然一口氣地列舉出來。父母經常吵架的影子已經深深烙在了馬斐然的心里。對于父親，馬斐然的評價是“抽煙、遛狗、打麻將”。而對于母親，馬斐然說的更多一些，諸如母親經常和父親大吵大鬧，將她控制在家里多年，在她的房間內安裝了鐵柵欄，她每天無法外出，與外界聯(lián)系困難，每周五上午10點到下午2點趁母親外出，才能和同學說些心里話。母親扼殺了她的音樂愛好，貶低她的音樂才華等等。

　　自我感覺沒有精神病

　　對“精神病”這個話題，馬斐然不回避，但十分痛恨。她認為精神病這個“帽子”將她創(chuàng)造出的一切好的東西全都剝奪走了，曾經的工作也因此半途而廢。她告訴記者，自己曾只身去韓國當老師，但韓國警方查出來她申請簽證時隱瞞了精神病診斷，最終被遣送回國。

　　馬斐然本科學廣播電視新聞學、輔修了心理學，研究生讀了臨床語言學。她坦言，自己沒有資格診斷自己是否有精神病，但她自我感覺沒有。家人和醫(yī)生認為，她說話語速過快，音量大，“我練聲樂的音量不大行嗎?我學廣播電視新聞的，語速快很正常。”馬斐然說，她在醫(yī)院治療期間，都是她的母親代她描述病情，她自己甚至沒有和醫(yī)生進行過系統(tǒng)的交流。

　　委托律師撤銷殘疾證

　　對于未來，馬斐然心里有著一個美好的規(guī)劃。她想先把身體調理好，如今她飽受頸椎病的困擾，而且身體明顯發(fā)福。然后，她想擺脫母親的控制，不要“困在家里的牢籠”。對于困擾她多年的殘疾證，她恨不得立即撤銷。她告訴記者，已經委托了律師，還有志愿者和媒體的協(xié)助，最近就要進行第三方精神病鑒定。如果鑒定結果自己沒有精神病，那么她的未來將一片光明。

　　馬斐然最想進入唱片公司工作，憑借她多年對音樂的熱愛和積累的音樂知識來做自己喜歡的事，哪怕待遇不好也沒關系，至少有了屬于自己的事業(yè)。

　　臨近中午，馬斐然決定換一家酒店。退房的過程中，她也沒和記者客氣：“哪位帥哥幫我拎著行李?”馬斐然有些調侃地說，她的“行李”除了挎包外，就是那六瓶礦泉水了。

　　鄰居說

　　小時候很安靜后來很少見

　　記者在馬斐然家樓下見到了幾位鄰居，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大爺告訴記者，她對馬斐然小時候印象挺好，小女孩挺安靜的，經常和她父親下樓遛狗。后來聽說馬斐然去國外留學了，當時她父親特別驕傲，還和鄰居們說女兒年薪30萬歐元。后來聽說馬斐然生病了，但究竟得了什么病并不清楚，而且就很少見到馬斐然外出了。

　　對于馬斐然的父母，另一位大爺告訴記者，馬父喜歡打麻將，馬母退休比較早，以前喜歡跳舞，但最近忙什么就不得而知了。

　　室友說

　　性格外向大方比較聊得來

　　劉晶(化名)是馬斐然武漢大學曾經的室友，她記憶中的馬斐然性格外向、大方，而且非常好學。

　　“喜歡學英語、唱歌、吉他、心理學，學了很多東西，也常在寢室大聲唱歌。求知欲望強烈，非常愿意去學習其他領域的事情。”據劉晶回憶，馬斐然和寢室內的同學相處的還不錯，她性格比較獨立，在大三的時候就搬出了寢室，之后在上課的時候碰到，還是會一起聊天。有比較強烈的和人交流、聊天的欲望，大家和她也都比較聊得來。

　　她回憶，大三的時候，馬斐然搬出了原先居住的湖濱宿舍區(qū)，借住到了播音主持專業(yè)位于楓園的宿舍區(qū)。理由是那里空房間比較多，方便她安靜地學習和練習聲樂。馬斐然到香港讀研究生之后，和寢室同學的聯(lián)系就很少了。劉晶聽其他在香港的同學說，她研究生畢業(yè)后到了德國繼續(xù)深造。后來聽國外的校友說，馬斐然因為眼睛出現(xiàn)問題已經回國。

　　2016年上半年，馬斐然和劉晶取得了聯(lián)系。“她說是通過我的QQ號找到我的微信，然后我把她拉進了宿舍群和班級群，這樣才慢慢和大家恢復了聯(lián)絡。”剛聯(lián)系上的時候，正好是班級籌備畢業(yè)10周年的聚會，當時馬斐然還和同學們說要一起到武漢聚一聚。“大概一個月以后，她和我們說被爸媽抓起來，強制去看病，前前后后溝通了好幾次。后來有一天她說她逃到北京去了，住旅館沒有錢，寢室的幾個同學就一起給她湊了些錢。”這次事件之后，馬斐然再次與同學失去聯(lián)系，幾個月后，她解釋說被爸媽抓回天津，“被關到醫(yī)院里面去了。”

　　馬斐然父母

　　對于女兒病因這么多年也沒弄明白

　　距離馬斐然居住酒店20公里外，紅橋區(qū)一處老式居民樓里，住著馬斐然的父母。記者到的時候，屬地街道的工作人員正在了解馬斐然一家的情況。屋里的擺設簡單，一張大圓桌上擺著還沒來得及收拾的午餐。馬斐然的母親楊女士站在桌旁，提起網上關于這件事的帖子，她一肚子的委屈變成了兩行熱淚。“沒想到孩子會這么說我。”楊女士反復說了幾次。

　　楊女士說，女兒上大學的時候和常人一樣，可自從把她從香港接回來以后，女兒就像變了一個人——她經常在屋里吵鬧，和父母大聲說話，還多次說想換一處房子?？杉依飾l件不好，夫妻倆的退休金很大一部分給女兒買藥看病。說起這些的時候，楊女士再次流淚。服用藥物后，女兒就會好很多，她就喜歡在屋里看書。

　　楊女士帶記者走進了馬斐然的臥室：一張雙人床被各種書籍占據了一半，一個發(fā)舊的抱抱熊占據了馬斐然的位置。一本《完全音樂理論教程》，書頁上有折疊的痕跡，馬斐然在上面密密麻麻地做了很多標記。

　　說起閨女的成績，馬斐然的母親頓時顯得有些驕傲。她告訴記者，女兒的成績一直很好，拿過很多證書，去香港和國外讀過書，看的書也特別多。

　　“看她那樣，我也著急啊。”馬斐然的母親說，“誰不疼自己的孩子啊……”她第三次流淚了。女兒此次離家之后，手機不接，微信也不回，她顯得很擔心，不知道女兒在外面過得怎么樣。街道辦的工作人員說，可以通過民警提供的信息找到馬斐然居住的酒店，她當即表示，愿意接女兒回家。

　　馬斐然的父親話并不多，他對記者說，希望女兒得到社會認可，能有一份工作，像正常人一樣生活。如果有組織或個人能夠為女兒提供第三方鑒定，還是希望女兒能夠重新鑒定是否真的有精神病，“如果證明女兒沒有病，我們都會為她高興;如果她真的有病，我們也會讓她好好治療，盡早恢復健康”。

　　對于女兒的病因，馬斐然的父母這么多年也一直沒弄明白，女兒上大學時好好的，自從將她從香港接回來以后就像變了一個人。

　　安定醫(yī)院

　　三次住院治療在醫(yī)院待了9個多月

　　7月4日，記者來到了馬斐然曾接受治療的天津市安定醫(yī)院。在心境障礙十科，記者見到了從馬斐然第一次住院就了解其情況的王立娜主任。王立娜向記者還原了馬斐然的診斷和治療過程。

　　2011年3月，馬斐然的父親和姑姑第一次把她送到了安定醫(yī)院就診，并且向醫(yī)院提供了馬斐然之前的病史。“當時家屬向醫(yī)院出示了她在香港明德醫(yī)院的診斷報告和治療情況及在天津中醫(yī)一附屬的診斷報告復印件，當時診斷報告顯示馬斐然為精神分裂癥。”隨后醫(yī)院對馬斐然進行了診斷，在馬斐然的診斷情況報告中看到，馬斐然精神狀態(tài)為非血統(tǒng)妄想和現(xiàn)實脫離妄想等癥狀。然后馬斐然辦理了住院，在醫(yī)院住院治療97天，情況好轉后出院。

　　2012年11月份，馬斐然再次在安定醫(yī)院住院治療。王立娜回憶，當時馬斐然被送到醫(yī)院時，她的父母向醫(yī)院提供的情況顯示，在上次出院后馬斐然獨自前往了韓國，在韓國的這段時間里，馬斐然懷疑自己被跟蹤、居住的地方也被監(jiān)控。后來她被大使館和韓國的一家醫(yī)療組織救助，然后遣送回國，回國以后就到了醫(yī)院進行住院治療。其中，在韓國時救助她的醫(yī)療組織也出具了診斷報告，并對其使用了相關的藥物。

　　當時安定醫(yī)院發(fā)現(xiàn)，馬斐然營養(yǎng)不良、電解質紊亂。診斷后認為，馬斐然有被害妄想癥，認為父母不是親生，同時有精力旺盛、言辭夸大、情緒旺盛等情況，屬明顯的躁狂癥的癥狀。所以第二次診斷報告中填寫的馬斐然癥狀為伴精神病癥狀的躁狂發(fā)作。隨后進行了為期90天的住院治療，在癥狀好轉以后辦理了出院。

　　王立娜說，在2015年10月初，馬斐然的姑姑來醫(yī)院開精神異常證明，稱因為馬斐然去廣西北海市買了兩套房子，并透支信用卡交了訂金。她的父母得知情況后，趕去了廣西想退還訂金，但是必須要醫(yī)院開具的證明。當年10月份，馬斐然和父母回到天津后，來醫(yī)院進行了第三次住院治療。其父母還給醫(yī)生看了馬斐然當時在北海某醫(yī)院進行了9天的住院治療證明和治療精神方面的用藥情況。記者在就診記錄里看到，馬斐然第三次住院后，經過了92天的治療后出院。

　　“馬斐然在住院期間，沒有發(fā)病時會和普通人一樣，并且馬斐然是個很安靜的姑娘，比較喜歡看書，也很懂禮貌。但是在發(fā)病時，她精神會很亢奮，不喜歡睡覺，情感高漲，并且在住院部里打抱不平，為各個病人向醫(yī)生申訴。”王立娜告訴記者，馬斐然最近的一次取藥時間是2017年6月19日，她本人及父母基本上兩周到四周的時間回來醫(yī)院拿一次藥。在她的印象中還有幾次是馬斐然自己來醫(yī)院拿藥。

　　律師

　　尚未接受正式委托

　　鑒定無法繞開父母

　　6月底，馬斐然只身來到位于東馬路的得安律師事務所，找到主任王增強律師，講述了自己的經歷，希望王律師可以幫助她摘掉“二級精神殘疾”的帽子。

　　據王增強律師回憶，當時是馬斐然主動聯(lián)系了他，“她是獨自一人來的律師事務所，和我講述了她這些年的經歷，具體內容和帖子里的內容差不多。我們作為非專業(yè)人士，只能通過與她交流進行初步的直觀判斷，她的語言能力沒有問題，表述非常清晰，目的也很明確，就是希望我們可以幫助她找到權威的鑒定機構，重新進行精神鑒定，撤銷殘疾證。”王律師說，“但是精神疾病是非常復雜的，我們作為非專業(yè)人士很難直觀判斷她是否具備完全行為能力。既然她是通過程序取得了殘疾證，那么也需要走程序來注銷殘疾證。”

　　針對馬斐然提出的訴求，目前得安律師事務所對她提供了援助性質的法律咨詢服務。不過，馬斐然與得安律師事務所之間并沒有簽訂正式的委托協(xié)議。“我們咨詢了包括中國政法大學司法鑒定中心在內的幾家司法鑒定機構，對馬斐然的精神殘疾進行重新鑒定需要公檢法機構出具委托書。”王律師說，因為馬斐然事件并沒有進入司法程序，所以暫時拿不到委托書，事務所也無權確定鑒定的具體時間。

　　馬斐然向記者講述，她曾在2016年“逃到”北京大學第六醫(yī)院，填寫了一張精神鑒定申請表，但鑒定需要她的監(jiān)護人簽字。而她的父親并沒有為馬斐然簽字，也就沒有實現(xiàn)。“無論是醫(yī)院出具的醫(yī)療鑒定，還是通過訴訟程序進行司法鑒定，都無法繞過她的監(jiān)護人。”王增強律師也證實了這個說法。他強調，對馬斐然進行的法律援助和咨詢，都是建立在她所述皆為事實的基礎上。從法律上來講，她有二級精神殘疾，她獨立簽署的文件不能說絕對無效，但是效力也要打個問號。因此她與律師事務所簽訂的委托協(xié)議，也需要監(jiān)護人的簽字才能實現(xiàn)。

　　“現(xiàn)在需要進入訴訟程序，才可能拿到法院的委托鑒定書。但是目前沒有她父母的簽字，我們目前沒有建立委托，也是因為她的獨立委托是否有效的問題，而到法院‘訴’什么也是個問題。所以下一步我們也在考慮如何做。目前馬斐然沒有起訴她的父母的訴求，主要訴求還是鑒定自己有沒有精神疾病。但無論起訴還是鑒定，都繞不開她的父母。”王增強律師解釋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