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華國鋒出示了毛澤東一張“你辦事，我放心”的紙條，成了接班人。他粉碎“四人幫”，決心追隨毛主席的道路，繼續(xù)捍衛(wèi)人民公社。但實踐論最終取代“兩個凡是”，被宣布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隨后“包產到戶”突破人民公社的邊界，成了順應農民實踐的偉大成果。1980年代初，華國鋒辭職，一撥老干部也被轉移崗位，其中一部分來到農研室。

　　年輕人再一次驚訝，和自己共事的部級老干部就有二十多位，還有前副總理紀登奎等等。按照某些時期黨的標準，他們中的一些人犯過某些時期的“錯誤”，到幾號院也就帶著貶黜的意味。但翁永曦說老人們樂于在九號院工作，因為杜潤生“包容雜音”，他們總能“暢所欲言，心情舒暢”。

　　每年秋季，爭論就開始了。各組調研歸來，拿著自己的成果，提出新的改革方向。聯(lián)絡室也邀請各級官員、研究者參與座談。老的，少的，保守的，開放的，坐在一起吵上七八天。最激烈的爭吵經常發(fā)生在農研室老干部和農村發(fā)展組的年輕人之間。

　　在段應碧印象中，發(fā)展組年輕人自信，觀點新鮮，常毫不客氣地打斷老人們的表達。

　　有一次他們和杜潤生到中南海匯報糧食問題，拿出數(shù)字模型證明一個方案時，中央主要領導人提出反駁，年輕人鄧英淘脫口而出：“你們中央想什么呢?我們提的數(shù)據是經過大量的調查研究與反復測算出來的，不是拍腦袋。”領導人馬上向年輕人走過來，拍拍他的肩膀，“你們慢慢說，我仔細聽。”

　　走出中南海，張木生以為杜潤生會批評他們張狂，卻聽到他嘿嘿樂：我就是要讓你們這些小家伙為我們這些老家伙投石問路。

　　“小家伙”和老人的那些最激烈的爭論如今看來顯得可笑——能不能雇工?雇多少算是資本主義?——這些爭論往往被拔到生死存亡的高度。另一些爭論夾雜著饑荒記憶帶來的對糧食的感情。因而，當年輕人論證糧食相對過剩時，老人們強烈抵觸：

　　“混賬話!糧食怎么會過剩?”

　　戴小京描述這些場景時，坐在五星級酒店的餐廳，氣氛有些不搭，但他沉浸在往事中。他試著理解老人們的歷史。有一次他和聯(lián)絡室主任盧文出差，“老盧講起戰(zhàn)爭年代帶著隊伍在十萬大山里行軍躲避敵人追擊時抓過一個人，審問覺得八成是老鄉(xiāng)，但也不排除奸細的可能?？扇f一是奸細全隊就麻煩大了。怎么辦?只能殺。隊伍繼續(xù)往前走時就聽到后面大喊冤枉，之后幾十年都為此而糾結。”這是戴小京第一次認真聽老人們的故事，慢慢“腦細胞開始復雜起來”，“看上去很不合理的事也許有其深刻的原因。”

　　到了美國農業(yè)部，他發(fā)現(xiàn)自己變成了保守派?？吹矫绹怂⑺晒P畫出了供求曲線、理性講著如何發(fā)揮“比較優(yōu)勢”，倏地想起饑餓的童年時代，曾一遍遍數(shù)著糧票，到了近乎強迫癥的地步。他對他們說，“如果不只餓過一兩頓而是持續(xù)地餓過一段時間，那記憶是刻骨銘心的。在你們看來糧食供求就是一個曲線，但對挨過幾年餓的人可完全不同，在中國討論糧食政策的時候，那可是直接聯(lián)系到情感神經的。”

　　他開始接受——凡是現(xiàn)實的都是合理的;一個合理的東西必須腳踏實地才能往前走。那些年里，讓戴小京觸動最大的一個詞是“實感”，腳踏實地的感覺。“每次坐到桌上來，先不要說我認為，而應該說我去哪兒了，看到了什么，之后才是看法。”

　　“這種鬼詞只有杜老才能發(fā)明出來”

　　在沖突中找到融合，正是杜潤生所要尋求的。段應碧說，杜潤生喜歡激烈的爭吵，對只有單面意見的座談會，他會宣布取消。他時常咨詢年輕人的看法。如果贊成，他會提反對意見，如果反對，他又說贊成。很多人并不知道他真正態(tài)度。

　　翁永曦很快領悟了杜潤生的方法，稱之為“反方向推敲”：傾向性極強的一件事情，要做反方向推敲，看看能不能駁倒反對意見。反對意見中有合理成分的，也要提煉出來。這樣就能得到各方面最大的接受度。

　　經過如此反復的調查、交鋒、論證、磨合、折中，所有的政策被謹慎規(guī)范的語言包裝成文件模樣，最高層領導幾乎不做修改就可拍板。